低碳专利承诺

刑法只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法律手段，是平安建设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案件。

帕森斯是后者的代表学者，他认为理论先于经验而存在并具有相对自主性。一方面，人的活动会创造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规范，这些规范会凝聚成社会结构并推动其变迁。

也可以从实证资料呈现的冲突现象中发现问题，反思解释学说资源，如前述的对人民陪审实践的研究。认知框架上的差异虽然难免会使得法的实际样态呈现出不同甚至杂乱的面貌，但这在根本上源于法律现象自身的复杂性，甚至恰恰是法实证研究的价值和活力所在。如埃利希的活法理论所展示的，法律只是社会调控的一种机制，人们同时深受着其他规范、制裁体系和机构的影响。其次，即便以往学说与当下研究在问题意识上趋近甚至相同，能够作为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的也并非其具体结论，而是这些学说所蕴含的分析框架。对此，本文将作出两点回应。

这些工具具有超越思想流派、实质观点、资料素材上的差异的相对自主性，是各种分析框架整合要素、化约复杂性的共通思维工具。其二，难以形成整合性因果判断。但如果按义务辨识实质标准衡量，凡是负利益、负值财产内容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都属于义务，那么上述词语间的差别就很清楚了：法定义务、职责和与它们含义相当的那部分责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的支出、丧失或放弃，都是资产、劳务等方面的付出而非收入，因而三者性质本质相同，顺理成章同处义务概念外延的涵盖范围。

凯尔森认为，法律义务不过是法律规范对某行为在规范中赋予制裁的那个人的关系而已。这里也提到了与义务相联系的税、债务，但看来只是将它们作为法律关系中义务指向的客体，不是作为义务的本体。应该说，这些义务准定义和原本附随的论述都有本质主义法学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对义务做了解说，也或多或少回答了义务归根结底是什么的问题。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关系角度看，这个道理也是成立的。

波斯纳提出：如果正常人能以120美元的成本避免预期成本为100美元的事故，那就不存在避免事故的义务。所以，法律行为意义上的履行义务同个人享有权利、公共机关行使权力一样，是法律关系主体每日每时追求和实现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具体的，具有此岸性。

例二，关于权利和义务互为条件，可以互相转化。但这也不是原权利义务本身相互转化，而是因新的法律事实产生了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方面的例证不少，如没有继承吸纳甚至罕见有人关注梁启超在义务起源、实质研究方面超越加藤弘之的深刻认识，没有重视和继承与权力相关联的义务认识成果，等等。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成其为正常理论体系。

它将义务分成了八种，但没有挖掘义务的形成根据或实质、本质。此乃当时中国法律学者广为接受的看待义务等基本的法现象的基调，虽然具体表述方式因年份和作者的不同而有细微差异。如货物购销合同或劳务外包合同，其实质就是以商品或人的一定量体力脑力的有效支出时间所体现的财产性权利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现的财产性权利的交换。不过，回首中文法学七十多年来的义务认知，在相关的各方面，还是存在不少应予改进或日后需要补足的地方。

所以，（1）权利和义务两者是统一的，只在以下意义上是成立的：任何一种实在的权利，它一定得有人尽相对应的义务才得以产生和维持。这是以一种存在形式体现的一定量财产权利同以另一种存在形式体现的一定量财产权利的交换，实质上与义务无关。

西谚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纳税义务人在收入超起征点后到税务部门或在网上填表申报，以完成纳税义务为目的。

在义务研究方面，两位张教授都肯定了以下内容：权利义务是居主导地位的法现象。如果相互矛盾、抵牾，就应该设法消除不融洽因素。就义务而言，首先应明确，这里的界限只能指法律规定意义上的义务，因而这个判断不适用于本质、本质载体意义上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义务先定论采用了先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义务，然后再讨论法律义务的论述策略。在相关理论中，一个人观念体系的核心是自我评价，它属道德认同范畴,而道德认同在人们希望保持自洽的程度上具有激励作用。义务先定论还在认定义务产生的实质依据是社会的评价和义务人的承诺的同时，对法外规则、法规则规定的义务与人们实际承担着的义务做了明白区分，而这两者是同时代的其他法学者往往混为一谈的。

同样，在不少现行法学教材中，国家机关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权力-权利互动关系和不同层级、不同种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权力（职权、权限等）关系也是在引进义务一词后被人为创造成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浅表话语的。权利和义务接合部互为界限？从本质载体看，权利义务是性质相反的东西，并不构成一个两者各自作为部分构件的统一体，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体构建结合部意义上的界限。

把对义务本质的研究既在一般意义上又在分解开来后具体推进到负值财产性实体层次，不仅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也是能否合理解释基本的法现象本身及其相互关系之关键。同相应权利、权力相对立的义务也是如此：它们在数量或体量上通常应该也是可以对等的，这主要表现在民商事领域，如债权与债务。

在该法律义务的定义下，这部教材讲述的义务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与权利相关联的个人义务和与权力相关联的国家、国家机关义务。最糟糕的情况是相对于权利讨论义务的本质、义务分配等问题时，出现时而使用范围包括权力的权利概念，时而使用范围排除权力的权利概念，且根据需要不断在这两个概念间进行偷换的做法。

例三，关于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以及义务与权利或义务与权力可否分离。如面对责任职责的时候，按直面意义绝大多数属于义务范围的名词，少数情况下往往可以做争权夺利的运用。用他自己的话说，特别可喜的是1988年6月在长春召开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会上同意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是重构法理的中轴。这些都只是说明在法律制度上，通过立法者的意志、通过主观的安排，义务可以不同程度地与权利相分离。

以W.N.霍菲尔德为例，他的广义的义务和狭义的义务、无权利（no-right）、无能力（disability）、责任（liability）等义务论说对当代中国法学基本概念研究有不小影响且经常被提及，也早有学者对之做了详细解说。现代的融洽论由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普雷斯科特·莱基1920 年代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去世后才以著作形式出版。

同理，任何商品和劳务，客观上一定有人支付了生产成本或体力脑力劳动。而这也表明，忽视同权力相关联的义务从而造成义务概念严重不周延的情况很普遍。

认为义务同权利一样，归根结底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说，按这个标准，我国学者过去七十余年对于此前中文法学认识义务的成就是有所关注的，但关注度比较低。

该体系的所有想法必须看起来彼此融洽。这种不对等不平衡，只要不至于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都应该视为正常状况。例如，对于权利-义务基本概念体系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理顺其中范围包括各种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外延复合型权利与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权利一词关系，以及它们分别与义务的关系等问题。第二步，让因权力出走而不再包裹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按其汉语本义、中文法学传统及其在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的本来含义，回到范围不包括任何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的位置上来。

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与权力平衡，即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的内部结构平衡。不过，尽管有以上缺憾，权利-义务体系的逻辑自洽程度是可以改善的。

这里首先要解决好的是义务的识别标准问题。没有法律义务，就没有权利。

梁启超基于唯物史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将义务解说为个人、君主等行为主体对他人、对群体、对国家在利益方面的牺牲或在财产、体力、脑力等方面的给予、付出、贡献，其义务理论自成体系。其次，与以上情况相联系，义务概念的周延程度还因为其使用者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大相径庭：（1）义务的投入生产出的是范围排除权力的单纯型权利，还是范围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2）义务是仅与单纯型权利相关联的现象，还是与复合型权利相关联的现象？（3）义务是同单纯型权利相对立，还是同复合型权利相对立？从七十余年来的实际给出的答案看，将义务仅仅设定为同单纯型权利相关联的义务，忽视同权力相关联的义务及其各种具体表现形式的情形，在中文法学论著特别是教材中都比较常见。